上图：上个月，武汉一个墓地的保安。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武汉普通市民给这位中国活动人士发来一个接一个的短信，他们都有同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帮我起诉中国政府。其中一位说，他的母亲在被多家医院拒绝收治后，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另一位说，她的公公在隔离期间死亡。

但在经过了数周的短信往来做起诉计划之后，与活动人士杨占清主动联系的七名居民要么在4月下旬突然改变了主意，要么停止了回复短信。杨占清说，其中至少有两人受到了警方的威胁。

中国当局正在对悲痛的亲属以及活动人士施压，因为他们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对武汉的问题进行解释。新冠病毒疫情最早在武汉暴发，导致数千人死亡，疫情后来蔓延到中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地。

律师们已接到警告，不要起诉政府。警方讯问了那些通过网络与其他有同样遭遇的人建立联系的死者家属。试图通过将有关疫情的报道保存下来的方式打破国家审查的志愿者已经失踪。

“他（政府）担心，维权会让国际上知道武汉的更多的真实的情况，这些家属真实的经历，”现居纽约的杨占清说，他因自己在中国的工作遭短暂拘留后逃到了纽约。

打击行动凸显了中共的一种担忧，也就是纠结于武汉发生的事情或追究官员责任的企图，都将破坏政府的叙事，即只有中国的威权体制才能挽救国家免受一场健康危机的毁灭。

为了激发爱国狂热，国家宣传机器将死者描绘为烈士，而不是受害者。审查人员删除了揭露官员早期掩盖疫情严重程度企图的国内新闻报道。

而且，随着海外要求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赔偿的声音越来越大，中共已把国内的批评人士视为外国势力用来破坏中共的工具。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对公众的悲痛及其可能对中共统治构成的危险保持警惕。

2008年，四川的一场地震造成至少6.9万人死亡之后，中国官员给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们发封口费。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官员们曾阻止死难者亲属去事故现场。每年6月，北京当局都会让1989年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丧生的抗议者家属保持沉默。

一些人现在说，政府正在疫情暴发问题上把同样的集体健忘症强加于人们。

参与了Terminus2049的三名志愿者上个月在北京失踪，据推测他们已被拘留。这个在线项目将遭删除的疫情报道存档。

“我以前告诉过他：‘你们做这件事情可能是有风险的。’但是我并不知道风险会有多大，”陈堃说，他的弟弟陈玫是失踪的志愿者之一。

“我以前提醒他，我猜猜，你可能会被警察去约谈，然后要求你停止这个网站，”他说。“没有想过这么严重。”

陈堃说他不了解自己弟弟的下落。但他曾与另一名失踪的志愿者蔡伟的家人通话。对方说，蔡伟和女友已被拘留，并被指控“寻衅滋事”，政府经常对异见人士使用这个语焉不详的指控。 上周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陈玫在北京居住地派出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方称不清楚此案的情况。志愿者在深受程序员欢迎的平台GitHub上做的网站目前在中国已被屏蔽。

最近几天，参与过类似网络项目的志愿者也受到了当局的讯问。在博客帖子和私下通信中，这些群体的成员们相互警告在电脑上把有关文件彻底清除。另一个GitHub项目2019ncovmemory的组织者已将他们的存档设置为非公开，2019ncovmemory也是一个重新发表被删除的有关此次疫情材料的网站。

当局似乎不放过任何公开的批评。武汉所在的湖北省是疫情的重灾区，湖北警方上月逮捕了一名女子，因为她组织了一场抗议蔬菜价格的活动。湖北黄石一家医院的一名官员因批评用中药治疗新冠病毒患者的做法而被撤职，因为当局提倡使用中药。

打压行动最让那些因失去家人而悲伤的人感到恼怒。他们说，他们在试图处理失去亲人的痛苦时遭到了骚扰和严密监视。

中国的官方数据显示，武汉有近4000人死于新冠病毒。一些民众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要高得多。政府撤销了两名地方高级官员的职务，但对许多悲痛的亲属来说，这还不够，他们说，他们想为失去亲人得到公平赔偿，并希望有关官员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张海的父亲今年2月去世了，他确信父亲是在武汉一家医院感染了新冠病毒后死亡的。张海说，他仍支持共产党，但他认为地方官员应该为最初隐瞒了病毒可能在人之间传播的事实承担责任。他说，如果知道有这种风险的话，就不会送父亲去医院接受治疗了。

上图：张海的父亲张立发在医院被新冠病毒感染后死亡。

张海表示，几位曾就他的诉求采访过他的中国记者后来说，他们的文章在发表前被编辑撤了下来。张海在网上发了一个呼吁为武汉的疫情受害者建纪念碑的帖子，但审查人员很快就把帖子和留言给删了。官员们一直催他将父亲的骨灰下葬，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那样做；他说，官员坚持派人来看护他，他认为这些看护者是为了确保他不制造任何麻烦。

“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来控制我们，”张海说，“你为什么不能直面解决我们的问题？”

今年3月，警方约谈了一名武汉居民，这名居民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有100多名亲人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据该群的两名成员说。其中一人将警察约谈该居民的视频发给了记者。这个群已被下令解散。

纽约的活动人士杨占清说，就对政府采取法律行动与他进行联系的七名武汉居民中，至少有两人在受到警方威胁后放弃了这个想法。

即使其他人愿意继续推进这件事，他们也可能很难找到律师。杨占清说，今年3月，他和一个中国维权律师小组公开征集那些想起诉政府的人之后，中国各地的几名律师已收到了司法官员的口头警告。

上图：上个月，武汉的一次国家悼念活动。国家宣传机器将死者描绘为烈士，而不是受害者。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小组成员陈建刚说，官员告诉这些人不要写公开信，也不要以提出索赔的方式“制造事端”。去年逃到美国的陈建刚说，这是几名受到警告的律师告诉他的。

“如果有人敢提取要求，政府没做到位，立即成为危害国家的安全，”陈建刚说。“无论你是律师还是受害者，都像关在监狱里面。”

尽管有政府的压制，一些愤愤不平的民众仍想起诉。上个月，湖北宜昌的公务员谭军成了第一个公开试图对当局应对疫情的做法提起诉讼的人。

谭军在宜昌一座公园的管理处工作，据网上流传的一份起诉书，他指责湖北省政府“隐瞒掩盖”病毒的真实情况，导致民众“忽视了病毒的危险，放松了警惕，疏忽对自己的防护”。他提到今年1月初，在病毒已开始传播后，官员仍决定在武汉举办一场有4万个家庭参加的万家宴。

他呼吁政府在当地报纸《湖北日报》的头版向人民道歉。

在一个简短的电话中，谭军确认他已经向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但他以身为公务员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中国的司法系统处于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因此不清楚法院是否会受理谭军的起诉。中国社交媒体上有关谭军的文章已被删除。上周四，打给武汉市中级法院的电话无人接听。

【特别声明】本文获纽约时报授权转载。

【原文链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00506/china-coronavirus-answers/

【原文作者】王月眉, AMY QIN, 黄瑞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