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4月19日开始，我的朋友蔡伟和陈玫因为备份疫情相关的文章，被北京市朝阳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带走已有68天。

蔡伟，是我的同乡和同学，自从2006年读初一以来，我们相识已有15年。

我们的家乡是在湖北省黄冈市，这是一个应试教育相当知名的地方。

我小学时成绩还可以，好不容易考到了初中重点班。在这样一个乡野初中，宿舍是一张上下铺睡4个人，一个小宿舍能挤20来人，洗澡洗衣服都要和高年级学生争抢水笼头，我因为个头小，经常抢不赢。后来所在教室因为没有窗锁，需要有人睡在教室，我就报名了，成了教室的守夜人。后来的一些晚上，打着手电筒去厕所的路上，发现隔壁班教室也有两位守夜人，其中一位就是蔡伟，这就算是初次认识了。

小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初中三年他几乎一直是霸榜全校第一二名。

我们在初三那年终于到了同一个班，有了一些交集。他是一个标准的留守儿童，在小学时，父母就去了深圳打工，和妹妹、爷爷三个人在家生活。那时，我们每周的生活费大概都是50元左右，每个周末他都要去逛新华书店，然后站在那里看几个小时，有时也会去学校对面的新华书店，店主是副校长，看到他来就说一定多打折扣。

食堂的饭菜是3个档位，2.6元、3.6元和4.6元，我一般都选择3.6元，偶尔加餐。但有一个星期，除了早饭，这家伙顿顿只花5毛钱买白米饭，然后就着一瓶老干妈吃，连吃了4天，现在想来当时他可能在省钱买书。

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是在物质享受上追求不大，初中时我们都是从各个小村子里出来的，穿着布鞋互相也攀比不了什么，到了高中，看着同学穿耐克阿迪时，自卑感攀比心爆棚，买不起这些，就找父亲要钱买安踏特步，而小伟仍然是简朴的打扮，丝毫不在乎穿着饮食，这实在是我很佩服他的一点。

初三的日子很紧张，早上6点就要起床，晚自习到10点结束，不停地上课、做卷子。即使其他班级放寒假了，校园里大雪盖了厚厚一层，我们班也还在补课。ji shi zhe，他也能抽出时间看书，花15块钱在书摊上买一本厚厚的盗版《韩寒文集》，在午休和提前做完卷子的空隙里，很快看完了《三重门》《像少年啦飞驰》。

他那时很喜欢军事节目，放假在家的时候，通过张召忠的央视节目了解了很多武器，后来才知道那人是传说中的局座。也狂热地看《亮剑》，是李云龙的粉丝，还专门买了原著来看，连连叹息李云龙的命运。他从《海峡两岸》这样的节目中了解到了马英九，说这是台湾一个很得民心的领导人，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对了，他还喜欢看足球赛，我们那穷乡僻壤真是没几个球迷。总之他兴趣很广泛。

通过特招考试，我们都提前3个月进入了县一中读高中。

从高二开始，每周只有6小时的假，我们都拿来和同学疯狂踢足球，没有教练和招法，能碰到球都很兴奋，他经常穿着很简陋的双星牌足球鞋。有次他说：你知道有个足球明星叫卡卡吗？我就叫你凯凯吧哈哈。这个昵称过于可爱，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后来就被他叫顺耳了。

自从图书馆开张后，我们的阅读视野也就被打开了。我们回到镇里，一批批扛书到学校里读，我那时只会看点现实主义小说，很喜欢阎连科，看他写《丁庄梦》里的现实苦难，看《我的父辈》，就想到自己父辈们的命运，而小伟的阅读量是数倍于我的，他能在9点晚自习结束后，打着电筒几个晚上就看完厚厚的《八十年代访谈录》。

有次，他竟然能从盗版书摊上淘到杨继绳的《墓碑》，看完后借我，我跳着看了三分之一，被那段饥饿灾难震撼到了，摸摸那劣质纸张，几度怀疑是野史材料。

关于读书，还有一些趣闻，当看完余华的《活着》后，他很有好感，于是又去买了余华全集，因为有一本里面是大量的性描写，觉得写得并不好，有点污秽下流，所以每天读完几页后，都要撕下来丢进垃圾桶里，好像要以示清白似的哈哈。

班主任偶尔凌晨1点突击查寝，还能看到他打手电筒看书，而他床头堆的好书实在太多，第二天就把他叫到教室外面说：如果继续这么看闲书，就滚回家，不要来读了。他反驳道：接受十二年义务教育是法律规定，再说我交了学费，又没有违反任何校规，你有什么权力要求我退学。班主任辩不过，以打电话给家长来威胁，他这才妥协，最后在其注目下，小伟拖着所有的书上了回家的车。据说，压抑顺从的培优班学生从此对瘦弱的他刮目相看。

在所谓培优班里学了一年后，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不擅长理科，拼尽全力也跳不出倒数十名，成了竞争体系下的差生，就去了文科班。而小伟理科成绩仍然很好，做起了化学课代表，有次他和我说：你知道有一种物质叫烤蓝吗？它的化学结构特别稳定，也耐腐蚀，我决定网名就取名叫这个。那时我是不懂他的兴奋点的。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因为怕冷，广州天气温暖，据说那里媒体发达，风气开放，在放弃了几个管理类专业后，填了社会工作专业。而他觉得要去大城市，只有北京才足够大到由他去闯荡，选了中央财经大学，读社会学。我们俩在完全没有交流专业选择的情况下，都违背了父母的期待，选择了不可能赚大钱的专业，一个做实务，一个做研究，还真是有些默契，好像仍然是隔壁班同学。

广州多公益活动和行动者，北京多沙龙讲座和教授，我们在不同的环境熏陶下，果然就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从高三开始，我不可遏制地喜欢上骑车旅行，大二寒假去了海南岛环岛骑行，痛快地实践了一次“在路上”的长途之旅。春节回家后，他送我一本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是自己找的电子版然后打印装订的，扉页上大致写的是：

致凯凯：希望我们的友谊像羽毛一样洁白，像大树一样坚稳。

这个小说讲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大致是一个男爵觉得地上的生活极其压抑，导火索是不满姐姐做的一顿蜗牛午餐，从12岁开始，一辈子都在树上生活，直到65岁死去。他的墓碑上刻着：“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我已经忘了书里的内容了，但也依稀记得男爵至死都要坚守自己认定的理想，哪怕孤独、不被理解、爱情无果，决不妥协。

后来他就把自己的网名改了，微博和豆瓣都叫“在树上”。

大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部电影《灿烂人生》，用6个小时讲述了几个意大利青年半个世纪的人生，觉得自己和朋友们几乎就是在实践电影里的人物命运，于是邀约小伟每年都会重刷一遍。真希望今年还能和他一起重温。

2015年后，他开始进入清华读研，在毕业前一年，我问他是否想继续读博，他说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学术研究。此时他已经在学R语言和SQL，在金融公司里实习，做数据分析工程师。

最后一次问到他在读什么书，他说自己在看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我以为他也和我一样，不再那么关心公共问题，也变了，就专心转型做程序员，业余买点虚拟货币，多攒点钱，将来也许可以早发早移。没想到他在和陈玫悄悄做起了端点星项目，保存墙内被删的文章，不仅仅是关注公共领域的苦难，还做点事。

疫情爆发时，他未能返乡，滞留北京，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们也在同时保存关于疫情的报道。

现在想来，他放弃了文以载道、做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学者的理想，想通过掌握互联网技术来谋求经济不窘迫的生活，并利用技能做些事情，捍卫自己的价值观。

小伟陈玫，你们可知道，就在你们身陷囹圄时，据说又有更多的项目在github上上线，向你们致敬，坚守自己所理解的言论自由。因为做这些，本就无罪。

关于他们目前的处境：

他们并不是因为家境贫穷请不起律师，家属很早就为他们委托了律师，但现在却都被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师，蔡伟和陈玫将面对不公平的判决。

蔡伟家人为其委托的律师是北京必奕律师事务所的李国蓓律师（新浪微博@李国蓓律师），陈玫家人为其委托的律师是北京道衡律师事务所的梁小军律师，请为他们打气。

蔡伟被指定的法律援助事务所是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被指定的律师是刘南征和方志

官网：http://www.donghuanlawyers.com/

电话：010-53678058

陈玫被指定的法援事务所是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被指定的律师是赵志军

官网：http://www.bjzhongzhou.com/

电话：010-51266607